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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临刑前那种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自己行为的悔恨是任何人都会为之动情的。

临刑前那种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自己行为的悔恨是任何人都会为之动情的。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车雷讲师参与此工作6年，他认为：这样一项耗时多年的工程，付出与回报是严重失调的。他一人几乎身兼了所有必须的职务，如果那也是职务的话，从策划，主编，到总联络人、债务人、办公室秘书、会计、资料复印员、电话接线生、值班人、运输司机———仅为了把初稿带到上海给东吴老人们审校，薛波数十次往返于京沪之间。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88岁高龄，离任时已届91岁。他曾想编完词典后，就出国去，但后来他想，干嘛要出去？薛波是幸运的，他不仅找到了东吴老人，还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是：黄风、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军……这样的名字同样有长长一串。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农民工工资问题拖欠已久，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但就是没有人处理和解决，然而总理的批示一到，结果就大不一样。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伟人政治、伟人治国，在中国人的心里，有着浓厚的清官情结意识。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熊德明因为遇到总理，广大民工被严重拖欠工资的现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追讨欠薪的热潮，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绝大部分都能拿到，熊德明也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经济人物之一，与吴敬连等经济学家并列齐名。领导批示多了，人治的现象多了，对依法治国所起的作用，不是促进，这是法治的悲哀，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曾经有人说，法官是最大的官，意即在此。然而，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却透露出另一种问题。

邓小平早在二十多年前也说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威望上，是不正常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人有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意即要靠依法治国。我们需要领导为民谋利，更需要真正依法治国，而不是依官治国，依批示治国。(来源：人民网) 进入专题： 朱忠保 。

此事近日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也作了批示，这才引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方面迅速发放了拖欠的工资，另一方面打人者也被刑事拘留。孙志刚被打致死，尽管媒体报道，尽管家属追查讨个说法，但是一直没有引起有关政府的重视，迟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也因为领导的批示，不仅将凶手押上了审判台，而且促使《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公平与公正时，就把公平公正的希望寄于青天大老爷式的清官，希望通过微服私访、通过上访拿到领导批示，为受害人平反昭雪，从而促使问题的解决。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中，批示的强大恰恰说明法律的弱小，说明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本质。

如此看来，不禁令人感慨万分：中国的法律似乎形同虚设，要是没有领导的批示，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执行法律，有时是需要领导的批示的，许多法律、规章制度等条文，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职责划分也很明确，但都需要总理批示，只有总理批示了，有关部门才去执行，并且还会有关部门的政绩法官也会索贿，为自己谋利益。

这法律是一个100%的法治的法律。在这种法律的治下，人们不需要惧怕法律，法律的威慑力只有10%，是法官剥夺了法律的威慑力，法官具有90%的威慑力。

同样，如果法律规定：吐一口痰罚款10~100元。因此，吐痰的人不会向法官行贿，也不会因为处罚而过分怨恨法官，因为法官没有权力对他的处罚进行减免，法官对于处罚，无能为力，只能照章办事。法官对他们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法律所许可的。一旦赋予人威慑力，我们就不会再惧怕法律，因为可以通过人来在x % (人治比率, 这里是 85%) 范围内调节量刑的尺度。法官这个人不具有威慑力。显然，法官在孙志刚案中，认定他们的玩忽职守罪并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我们常讲，依法处理，事实上，最后还是在x % (人治比率)的程度上，依法官而处理。这法律给了法官100-10=90元的活动余地。

也就是说法律具有100%的威慑力。法官具有85%的威慑力，法律具有（100-85）%=15%的威慑力。

该法律的人治比率= （7年 - 拘役）/ 7年，拘役小于1年， 按一年计算，人治比率= （7年 - 1年）/ 7年 = 85%。其人治的成分是90元/100元=90%。

例如：某法规定：吐一口痰罚款100元。但是，该法律并没有给出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多大损失视为严重，多大视为不严重。而且，法官在判断过程中无从找到相关严重和不严重的法律依据。法官不能罚你99元，也不能罚你101元。

因为法律把 x % 的权力有给了法官。孙志刚命案涉及的6名渎职犯罪人员经广州市天河区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事实上，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我们惧怕的应该是法律这个文件, 而不应该是掌管法律的人。法律没有给他人为的其他判断的余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章渎职罪第397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诚然，渎职罪造成的损失是有大有小，量刑有个范围是可以理解的。

法律的威慑力不及法官威慑力的五分之一。这种法律，不管制定多少，都是在制造一个怎样用人去统治社会，都是在制造人治的社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问：法律留给自己百分之多少是合适的呢？ 刘爱民，大连理工大学物理系教授2003年6月12日 进入专题： 刘爱民 。

因为法官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你是否吐痰。从而，使得在量刑时，完全由法官个人或者由法官团体进行人为判断。

计算公式：法官的自由度 / 最大惩罚力度 = 人治比率。这种法律下，人们就会想办法贿赂法官，以减轻处罚。

吐痰的人惧怕的是法律，它可以毫不畏惧法官这个人。事实上，法官本人也不应该享有对他人的威慑力